［34］正因为此，五四宪法是典型的政治引导型宪法，［35］其以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导思想，序言中强调借助政体的力量继续革命，消灭剥削和贫困。
[29]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政治系统内在扩张与近代立宪本身所蕴含的社会系统功能分化趋势之间的内在矛盾。[45]如：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低价格、低工资等经济手段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关于赶超战略及其配套制度可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22页下。
清末立宪以来政治系统的重塑与扩张，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在国家观念的变迁、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中。（3）宪法作为沟通法律系统与其它社会子系统的价值中转站和控制阀功能的实现，即如何将社会系统的环境变化转换到法律系统当中，这需要结合宪法变迁、八二宪法的文本以及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进一步的细致探讨。[11]梁启超曾言，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43]但是，1953年之后，这个设想就被打破了，其原因，主要是‘一五计划着手实施后，大规模经济建设进一步引发了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状况，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统购统销一类的政策措施，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快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进程。可以说，新中国建国时期延续并极端化了近代中国立宪以来的基本思路：欲实现国家之整合必先改造社会，欲改造社会又必须改造个体，从而将国家整合推向极致，实现了新的以无产阶级和政治系统为中心的上/下分层的结构。
[73]E. –W. Böckenförde, Entstehung und Wandel des Rechtsstaatsbegriffs, in: ders., Recht, Saat, Freiheit, 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2006, S. 144. [74]法治国原则的形式化最先由施塔尔（Stahl）提出，但施塔尔的法治国之上仍由一个道德王国支配，参见Böckenförde, ebd., S. 152. [75]Böckenförde, ebd., S. 168. [76]道德成为个体内在的约束，与法律这种外部约束相互配合，并形成法律系统与道德系统的分化与耦合，由此构成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共存的图景，而不是恢复传统的以礼入法，使道德侵入法律，这也是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要义所在。人民之范围必须符合革命建国之需要，区分敌我。[77]对此可参见E. Schmidt-Aßmann, Der Rechtsstaat, in: Isensee/Kirchhof (Hrsg.):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Bd. II: Verfassungsstaat, 3. Aufl., C. H. Beck, Heidelberg 2004, Rn. 18. [78]G. Leibholz, Strukturprobleme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Karlsruhe 1967, S. 168f. [79]关于法院审判独立原则的树立与发展，可参见韩大元：《论1954年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载《中国法学》2016 年第5期，第5-24页。
[9]N. Luhmann,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 Suhrkamp 1995, S. 69f. [10][德]贡塔·托伊布纳著：《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陆宇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86页下。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个体、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动态平衡和制约，既能保证社会与国家中个体存在的独立意义，又能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形成。法律系统的分出和封闭运行仍任重而道远，从国家组织法角度在制度层面构建法律系统的封闭性，也是未来宪法学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33]关注社会底层的民生是近代中国人民整合的前提，也是近代中国对民主的一种理解。
虽然这一过渡在建国理论和宪法基础上具有本质的跳跃，但其中却具有一脉相承性，在现实层面更是具有自然的衔接性，仍属于革命建国的范畴，或者可以说，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新中国建国内在逻辑的体现。具体到制度设计，近代诸多次立宪中所规定的基本权利，虽然也具有防御国家权力的品性，但更多是体现社会正义和积极权利的一面，而非纯粹的自由权。
法治国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体现了中国国家建设的范式转型。这需要从法律系统分出的角度，探索在现有国家权力结构的范围内，如何在制度上保障法律系统的封闭性，进而探讨最高人民法院的功能定位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权之间的权力平衡。[55]对卢梭来说，国家……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同上书，第37页。这反映了中国近代立宪以来在国家建构上的两个显著特征：民主与国家能力，一方面将国家的正当性建立在民主程序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国家权力的集中，实现国家的强大，以维系国家主权。
[26]关于近代立宪中财产权的社会化，参见聂鑫：《财产权宪法化与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立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139页下。这仍然是一种利于群的政治形成思维（消极和积极地维系共同体的存续），也就是一种人民塑成和政治统一体的建构思维。通过宪法，可以防御政治系统等其它社会系统的直接冲击，同时又可将环境中的价值或决定转换到法律系统中，并对整个法律体系产生辐射影响。改革开放打破了铁板一块的政治同质性，促进了个体利益的分出，使经济系统逐渐独立于政治系统。
至于训政的提出，也是通过权威引导人民意志之整合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中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设立之初不是为了保障个体先于国家的真正基本权利，[84]而是基于人的社会性，维系个体在社会共同体中的立足、社会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共存（使得基本权利具有辐射性的社会属性），以及基本权利对于人民民主和国家建构的作用。
[12]虽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直试图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近代的民权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种努力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但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毕竟与现代性价值存在根本不同。传统宪法的功能在于控制国家权力，宪法中权力分立与基本权利都为此目的服务。
[1]虽然费正清将中国近代立宪归纳为挑战-回应的国家变革模式，但这一模式可以解释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发生变革的原因，而未能解释在挑战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自身独特的演化进路，参见[美]费正清、赖肖尔主编：《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法治国的双面性：从形式到实质 法治国一词源于德国，最早产生于18世纪向19世纪转型之时。人权条款入宪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八二宪法中基本权利的意义变迁，即从社会凝结和国家建构的意义转向宪法基本权利的防御权这一最基本的属性。[4]对于功能分化的社会而言，其关键词是平等，子系统之间相互并行，通过相互之间的结构耦合实现整个社会的共生演化。这也要求一个独立于政治系统的法律系统能够自主运行，并有效发挥作用。其产生之初与民主并无直接关联，而是来自于德国早期自由主义者受理性自然法影响的国家思维。
对于前者，应尽可能结合文本规范、一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及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形成一个抽象的内核，使其具有相对地恒定性，如德国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德国基本法第79条第3款所规定的不可修改的诸原则。[52]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彭真文选：1941-1990》，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2-443页。
新民主主义所要解决的是在分裂的国家中实现统一，所以其立场是团结和联合，而不是改造，[35]这也是当时国家整合的需要。排除内外的暴力，保存固有的‘国性。
这里绝没有各种错综复杂、互相矛盾的利益，参见[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31页。[1]总体而言，这一路径经历了从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向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的演化。
在中国当前语境下，需要改变的是近代立宪以来重政治整合、轻法治国的路径，实现国家从政治建构向法治国的发展逻辑转型。中国自古就有建构一种大同世的理想，而社会主义理论则与之具有相通性，[30]但又不止是一个美丽的梦，[31]而是兼具了现实操作性，因而在近代中国极具吸引力。对此问题的回答，不能从一个客观的、外在于实定法的价值位阶入手，而只能从宪法的功能入手。实质法治国的目的则是从人的社会性角度对形式法治国的自由主义面向进行适度的纠正，为法律系统提供价值基础，从而在法律系统封闭的基础上，实现与其它社会子系统的结构性联系。
正是基于这两个目标，建国之后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从《共同纲领》向五四宪法的过渡。其次，虽然新民主主义具有很强的立足现实并渐进过渡的特性，但新中国成立之后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国家快速工业化以及围绕这一目标所制定的赶超战略。
[44]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新民主主义的公私兼顾就无法继续了，要解决发展生产过程中公私之间的内在紧张，就需要进一步的社会革命。通过正式的、制度化的民主程序使之成为国家的决定。
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国家建构一直处于个体自由与强力国家的内在紧张当中，政治系统的内在扩张导致新的上/下分层的结构开始出现。与中国的立宪主义转型相呼应，中国宪法学也在1978年以来的近四十年中逐渐转型，朝向强调宪法法律化的一面前进。
后者在于将社会系统中的变化通过选择机制引入宪法。实质法治国的两方面功能体现了一个主权国家在目的、任务和价值方面所存在的结构性：即寓于相对恒定性与变动性之间举例来说，在开会的时候，如果参会者张三没有到会，那么，尽管张三肯定在其他某个物理场所在场。人们进而认为是否存在选举是判定代表资格的唯一标准。
更重要的是，这种专政资格的获得还是直接来自宪法秩序的委托。由此可见，选举、竞争性政党政治、议会的公开辩论都不是目的本身，它们都是揭示被代表物的途径。
这样一来，议会就不再是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代表者，而变成各个政党的代理机构，由此，议会失去代表性。莫纪宏：《论执政党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地位的演变》，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4期。
[4]事实上，并非代表概念不可界定，而是因为研究者试图找寻一个足够抽象但同时内涵又足够丰富的概念。就政治功效而言，制宪权并不是对常规政治秩序的永恒干扰，而是在紧急情况下对常规政治秩序的特殊保护。
